首先，我们要明确一下早朝的定义。

明朝的朝会分为三种，大朝、朔望朝、常朝。

大朝，只在正旦（农历正月初一）、冬至、万寿节（皇帝生日）举行，其性质是百官向皇帝朝贺，属于礼节性的，规模较大，在奉天殿（即现在的故宫太和殿）举行。

朔望朝，每月的初一、十五举行，性质如同大朝，也在奉天殿，只是朝贺，不讨论政事。

常朝，也就是早朝，明代的早朝还有午朝、晚朝，但因为并不常态化，属于偶尔为之。

故此，常朝主要是指早朝，在太和殿举行，处理政事。

早朝时，所有在京官员，不论官职大小，都必须参加早朝。凡是来京述职的外地官员也必须参加早朝。所以早朝是一件极其壮观的一件盛事，每次上朝有上千人。据载成化23年一次上朝的官员就达到1118人。

上朝时间在天刚刚破晓之时。

百官有午门进去，文物两班官员分别由左、右掖门进入。皇帝从中间的御道进入。

文物官员进入午门以后，先在金水桥南按照品级站好队伍，等待鸣鞭，按照次序过桥，直到奉天门丹陛之前，此时文官在左，武官在右，相对而立，站在御道两侧，等待皇帝的到来。

皇帝的座位设在奉天殿廊内正中，称之为金台，待乐起，皇帝安坐，此时再鸣鞭，鸿胪寺唱入班，左右两班进入御道，行一拜三叩头礼。

然后起来，正式进入奏事环节。

明朝的武官到底能不能上早朝？咱们今天就来捋一捋！

老规矩，我们还是先来弄懂什么是“早朝”再说。

何谓早朝？

所谓早朝，就是在帝制时代，当午门城楼上的鼓敲响时，大臣们就要陆续起床，去皇官接见帝王的召见。大约到凌晨5点左右时，皇宫大门开启。

众官员依次进入，过金水桥在广场整队。

官员中如果有身体不适者，都会被负责纠察的御史记录下来，听候处理。

官员到太和门或者太和殿时，行过君臣礼节之后。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机会与皇上对话，大臣向皇帝报告政务，皇帝则提出问题或者做出答复。

简单地说，“早朝”其实就是帝制时代皇帝与政府官员之间，按规定每日或几日之间的一次早会而己。

明朝的早朝是什么样？

在形式上大体跟其它朝代上的早朝基本一样。

但是明代的早朝在内容上很多，早朝所进行议论的事件极为繁杂，大到国家大事，小到鸡毛蒜皮的荀且之事，有时也要由皇帝亲自处理。这也与明朝皇帝一直以来对于权力的控制有关。

眀朝的武官到底能上早朝吗？

首先各朝代（包括明朝）没有明确地规定武将不能上朝。由于明代军队高级别军官都是文人出任，如兵部尚书，兵部侍郎等。

这些是能上早朝的，致于有军衔的将领，大都会留任驻派地，没法早朝，除非皇帝点名召见。当然高级军衔的将军级别的是能早朝的，但会很少，而且上朝次数不多。

结论

明朝的武官是能上早朝的，但因各种原因人数会很少，上朝次数也不会很多的。且基本限于高级别的将军以上人员！

明朝文武分两班入朝，文由左掖门，武由右掖门，武官可以上早朝的：

明代行朝会之始，可上推到甲辰年（元至正二十四年，1364年）。这年正月，朱元璋在金陵称吴王，建百官，不久即行朝会。[7] 朝会的举行，标志着一度依附于龙凤政权的“吴国”向独立自主迈出实质性的一步。

明初诸礼，皆由礼官、儒士杂考前代遗制，“酌古准今”而定。洪武以后，“累朝以渐而详”，各有“禁例”。[8] 但明代并没有一部完整的朝会仪注，正史中仅见列朝“榜例”，《会典》所载，也只是“事例”的汇编，缺漏极多；私人笔记中有不少记载，其价值在于能提供一些具体而微的细节。下面在这些公私史料的基础上，对早朝试予“复原”：

“古礼，朝辨色始入，君日出而视之”。[9] 明代史料于上朝时辰多用“漏尽”、“昧爽”、“星存而出”等词来形容，如太祖“鸡鸣而起，昧爽而朝，未日出而临百官”。[10] 昧爽也就是天刚破晓的时候。嘉靖初年，少年世宗“常于昧爽以前视朝，或设烛以登宝座，虽大风寒无间”。为此阁臣担心：“是固励精图治之心，第圣躬得无过劳乎？”于是嘉靖六年（1527年）规定，从新岁始，视朝“每以日出为度，或遇大风寒日暂免，著为令。”[11] 晨曦初开之际上朝，好处不言而喻：“一则圣躬志虑清明，二则朝廷气象严肃，三则侍从宿卫得免疲倦，可以整饬朝仪，四则文武百官不致懈弛，可以理办政务，五则钟声有节，可以一都市之听闻，六则引奏有期，可以耸外夷之瞻仰。一举而众美成具，天下必将称颂圣明”。[12]

预朝官员称“朝参官”、“京朝官”，皆佩牙牌。[13] 为便于上朝，他们多在城南择屋而居，“如东、西长安街，朝官居住最多”。[14] 每晨星月未散，即须赶到皇城，由东、西长安门步行入内。

为方便官员候朝“待漏”，皇城内建有多处朝房，各官在此按品级坐立。[15] 作为对近臣的优礼，“近侍衙门，端门内各有（专门的）直房”。[16] 右阙门南，是锦衣卫直房；下三间为翰林直房，候朝时，大学士居北楹，众学士中楹，余者南楹。[17] 另外端门内左侧有直房五间，又名“板房”，是詹事府、左右春坊及司经局官候朝之所。[18]

午门乃紫禁城正门，辟有三阙，中为御道，不常启，左右二阙供当直将军及宿卫执杖旗校人等出入；[19] 又左右两掖各开一门，称为左、右掖门，为百官入朝之门。[20] 午门上楼名“五凤”，设朝钟朝鼓，由钟鼓司宦官掌管。

洪武二十四年（1391年），以礼部言“朝廷之礼，贵于严肃，而近者文武官入朝，往往争趋竞进，品级紊乱，高下失伦，甚非所以明礼法、振朝纲也”，乃规定入门次第：将军先入，次近侍官员，次公侯驸马伯，次五府六部，又次应天府及在京杂职官员。不如仪者，从监察御史及仪礼司（鸿胪寺前身）纠劾。[21] 景泰二年（1451年），令“自今旗校人等待朝官进，照依资次续进，敢有搀越挤拥者，许纠仪官擒奏发落。”[22] 但入朝时还是经常发生侍卫与朝参官“争门而进”的情况，天顺元年（1457年）奏定：门上“鼓三严”，即第三通鼓响，先开二门，放官军旗校先入摆列，百官赴掖门前排队，候钟鸣开门入内。[23]

文武分两班入朝，文由左掖门，武由右掖门。入内后，先于金水桥南依品级序立，候鸣鞭，各以次过桥，诣奉天门丹墀，文为左班（东班），武为右班（西班），在御道两侧相向立候，称为“起居”。[24]

奉天门上廊内正中设御座，谓之“金台”。丹陛左右钟鼓司设乐，殿陛门楯间列“大汉将军”，皆著明铁甲胄；御道左右及文武官班后各有校尉相向握刀布列。[25]

乐起，皇帝御门，锦衣卫力士张五伞盖、四团扇，联翩自东西升立座后左右；内使二人，一执伞盖，立座上，一执“武备”，[26] 杂二扇，立座后正中。天顺后，执伞、扇力士移到金水桥南夹立，只留座上之伞及夹武备二扇；座上之伞，遇风劲时也撤去。[27]

皇帝安座后，再鸣鞭，鸿胪寺“唱”入班，左右两班齐进御道，再排班。此时文官“北向西上”，武官“北向东上”，行一拜三叩头礼，是为“大班”。公侯、驸马、伯自成一班（勋戚班），居武官班前而稍离。[28]

行礼毕，鸿胪寺官对御座宣念谢恩、见辞员数，这些人已于前日在寺具本报名，此时在庭下或午门外遥行五拜三叩头礼。若边方奏有捷音，“大者宣露布，小者具奏本，俱于早朝未奏事之先宣布，所以张国威而昭武功也”。[29] 然后，进入早朝最重要的环节——奏事。

明代早朝现实门上“鼓三严”，在三通鼓后百官排队等着钟鸣开门之后入内。文武官员分为左右两列进入。待皇帝进入安坐之后，由鸿胪寺“唱”入班。此时文武官员左右两班齐进，文官“北向西上”，武官“北向东上”，之后行礼，奏事。

在明朝，早朝的分量最重，尽管还存在着晚朝等形式，但是基本是作为早朝的补充，形成了早朝独重的局面。晚朝仅仅只是作为当日重要事情的补充，参加者极为有限，且礼仪较之早朝也是较为简单，君臣之间可以从容的展开讨论。另外，明朝早朝所进行议论的事件极为繁杂，不仅仅涉及到国家中发生的大事，更是连细微小事也是由皇帝亲自处理，如盗窃财物等等。这也与明朝皇帝一直以来对于权力的控制有关。有明一代，皇帝废丞相，权力得到了空前的集中，自身对于事物的处理量也就日渐增加。这也就导致了在早朝中的所有事情都需要请旨，没有皇帝的指令是不可以所以实行。因而皇帝也需要每日都进行早朝，早朝也就成为了固定的政治生活形式被延续了下来。但是随着明代后期政治荒废，早朝的功效也就大不如前了。

每天都上早朝这个规矩就是朱元璋定下来的，他是农民出身，逆袭当上了皇帝，在废除丞相后，担心遭人蒙蔽，所以制定大规模早朝正是要体察民情，免受蒙蔽。之后也有几个皇帝把每天上早朝当做祖制来遵守，再加上文官们的监督，皇帝一不上朝就公开指责，所以皇帝只能天天早朝。

据大明会典记载：早朝时，大臣必须午夜起床，穿越半个京城前往午门。凌晨3点，大臣到达午门外等候。

当午门城楼上的鼓敲响时，大臣就要排好队伍；到凌晨5点左右钟声响起时，宫门开启。百官依次进入，过金水桥在广场整队。官员中若有咳嗽、吐痰或步履不稳重的都会被负责纠察的御史记录下来，听候处理。

通常，皇帝驾临太和门或者太和殿，百官行一跪三叩头礼。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机会与皇上对话，大臣向皇帝报告政务，皇帝则提出问题或者做出答复。

但自明英宗以后，明朝皇帝就越来越不喜欢上早朝了。英宗即位的时候只有八岁，上早朝也是干坐在那里，处理政事的任务只能交给太后和大臣们，早朝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。后来皇帝也都嫌天天上早朝太累，所以就改为通过批阅奏章来处理各类事务，早朝只是偶尔举行。更狠的比如嘉靖和万历，二十多年都没上过早朝。

不过明朝最勤奋的皇帝应该是亡国君崇祯皇帝了，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崇祯雄心壮志，立志做个中兴之主，每日批改各地奏折到凌晨1，2点是很常见的，每日早朝必到，比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还要勤政。

明朝武官早朝依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