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“清国”之称与反清意识

天聪十年（1636）初，后金诸贝勒劝皇太极称帝，趁吊祭朝鲜王妃丧之际，派出以英俄尔岱、马福塔为首的一个庞大代表团，前往朝鲜，希望朝鲜共同劝进，遭到朝鲜群臣激烈反对，竟有斩使传闻。三月下旬英俄尔岱等狼狈逃回盛京。四月，皇太极在盛京称帝，建国号“大清”，改元崇德，宣示大清王朝建立。当时朝鲜春信使罗德宪、回答使李廓被劫持参贺班，但他们始终不拜。回还之时，被要求带回清朝国书，途中二人擅自开拆国书，“其书称大清皇帝， 称我国曰尔国云云”， 引起他们恐慌。这是朝鲜首次在外交文书中被要求称“大清皇帝”，朝鲜君臣极其不满，以为：“称清一节，所关非细。以义理、利害，反复思惟，则金是称汗时号，清是僭号后号。” 因为自天聪元年（1626），建立兄弟之国关系后，两国一直是平等的关系。现皇太极改国号“大清”称帝，乃是僭越，朝鲜自然不允。诸多不顺应清朝要求，终于招致清大兵临境。1637年元月，国王仁祖被迫在南汉山城，与皇太极签订城下之盟，无条件臣服清朝，从而朝鲜王朝变成了清朝藩国。

在随后近三百年的交往中，外交文书中，朝鲜自然得称“大清”，但在私下以及他们内部公文与史书中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甚少用“大清”一词，往往称“胡”“夷”“虏”，最多称“清国”“清”，几乎从不用“中国”称清朝，以示他们对清朝心态上的不臣。如仁祖十六年（1638）二月壬申，“以张维、李景奭所撰三田渡碑文，入送清国，使之自择。” 仁祖二十三年（1645）二月辛未，“世子还，清使偕入京。” 孝宗八年（1657）称“清国移谘，要得鸟铳一百杆，即运送至凤凰城”，“冬至使郑致和、副使李尚逸、书状官禹昌续、归自清国。” “清国以册封皇后，遣使颁诏”， “清国皇太后殂，清遣使阿克敦、张廷枚来告讣。” 英祖中期依然如此，如英祖三十三年（1755）十一月，英祖说：“清国所赐之谥，我国虽不用奏文，彼国或有称先王之事，则不可不以其谥称之。而其谥字，予既不知，是甚不可。宜并书一通，藏之史阁。” 这种局面持续了百余来年，在正祖年间（1776-1800年在位）开始，出现缓解，对清朝之称谓上，方有所变化。

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，乃因为相当长时期内，朝鲜王朝君臣心目中的“中国”乃指代明朝。朝鲜立国之时，就称明朝为中国。如太祖二年（洪武二十六年，1393），朝鲜被迫“升稷山县为郡。以县人火者崔渊选入中国， 奉使而来请之也”。 当年文学李恬出使明朝被杖责，受到朝鲜宪司弹劾，其言：“惟我殿下即位以来，奉使天朝者，皆蒙至恩。今恬奉使入朝，进见应对之际，有所违失，至被欧杖，取笑中国。自是中国，不许朝聘，所以致此者，必有其故。” 于是将其罢职。这里的“中国”皆指明朝。而当明朝被推翻以后，朝鲜君臣依然用“中国”指代明朝。仁祖二十二年（1644），权斗昌试图政变被逮捕，权斗昌受刑后供称：“国事艰危，为清国所侵辱，百姓皆思中国，欲趁此时，内清朝廷，外攘夷虏，大志如斯而已。” 以“中国”称明朝，而称清为“清国”，朝鲜王朝君臣之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，一直遵循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。

为何称明朝“中国”，而不用“中国”称清朝呢？而在朝鲜人看来，“中国”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诚如葛兆光在《宅兹中国》一书中，指出探讨“中国”，应该从“历史”“文化”与“政治”三个层面去进行，而三者最终归结到认同上面。 笔者以为探讨朝鲜之中国观，也至少应从这三个层面入手：历史渊源、思想文化与现实政治。下面借用申维翰（1681-1752）的解释，或许可以窥见其中的端倪。申维翰写道：

吾生也去中国万有余里，北望医巫闾，西南限大海，磔磔然狼爪鲸牙之集而如林者，吾又不可津而蹊也。坐是东方之士，夹髧髦而称中国、中国者，白纷如也，莫或有马牛之风。然今自搢绅簪组外以及闾竖田更，其言中国山川、人民谣俗、物华方贡，五帝之所连，三王之所有，秦、汉、唐诸家仁人任士所驱骤之迹，历历在唇牙间，何也？以其所读之书，皆中国也。中国之书以万数，我必取《六经》《四书》。周公我师，孔孟我仪，洛、闽我先导，是我亦中国人也。巾吾章甫，服吾逢掖；弦用二南，舞用九韶。夫子步与步，颜之趋与趋，是不唯中国，而殆洙泗人也。中国之人以亿计，其不读《六经》《四书》，缨曼胡服，短衣瞋目而事刃，彼乃非中国人也。呜呼！使吾而诗书中国，衣带中国，泱泱乎大风也者。自箕圣之东封肇焉，与我明高皇帝光天之宠未衰，中国有圣人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。不然者，天下以春秋之柄不与中国，而与东方也章章哉……吾夫子有九夷之思，今之天下，其亦有舍中国而彷徨者乎！

申维翰是朝鲜肃宗与英宗期间的著名文士。肃宗四十五年（康熙五十八年，1719）以制述官兼典翰，出使日本。后拜承文院副正字，官至奉常寺佥正。这段史料也是申维翰试图回答如何理解“中国”的问题，一开始指出朝鲜人所谓的中国，乃不着边际的。他也是从三层关系上进行解释：

首先，在于朝鲜所奉行之儒家礼义、儒家文化与儒家学说，文化上与中国相通，向中国学习。《六经》《四书》乃儒家经典，“周公我师，孔孟我仪，洛、闽我先导……夫子步与步，颜之趋与趋”，朝鲜认真学习儒家学说，他认为朝鲜乃得儒家学术之真谛，行儒家之礼义。当时朝鲜有人论道：“夫所谓中国者，何也？礼义而已矣。礼义明，则戎狄可以为中国；礼义不明，则中国可以为戎狄。一人之身，有时乎中国，有时乎戎狄，固在于礼义之明与不明也。” 儒家礼义，成为判定“中国”“夷狄”之标准，成为当时朝鲜人普遍认同的看法。而朝鲜历来奉行儒家礼义，这也是朝鲜儒林所津津乐道的。如言：“我国素以礼义闻天下，称之以小中华。” “朝鲜实是知礼之国，其称小中华，非虚语也。”正因为朝鲜奉行儒家礼义，故而被称为“小中华”。而朝鲜所行之儒家礼义，可与中国相提并论、平起平坐。“我朝礼乐，侔拟中华。” “吾东方以海外小邦，比拟中国者，特以礼义所存耳。” “我国在外服，号为小中华。盖有古仁贤之遗风焉，有礼法焉，有《诗》《书》焉，有列圣之泽焉，有先生长者贤士大夫焉。” 这正是朝鲜儒士们反复宣讲者。因为朝鲜奉行儒家礼义，衣冠制度、礼乐文明，皆系中华之风，“巾吾章甫，服吾逢掖；弦用二南，舞用九韶。”在朝鲜半岛三千里江山上，儒风醇厚，中华之风盛行。这正是朝鲜所认同中国之依据。

明朝以程朱理学立国，而在他们看来，明朝正是儒家之大宗、礼义文明之渊薮，是他们效仿之榜样，故而对明朝始终服膺，多方效仿。“吾东于中华，诗书礼乐，典章文物，无不慕效。” “我国号称小中华，凡礼乐文物，民风士习，悉仿皇朝”。 因此，历经与明朝交往二百多年之后，朝鲜乃“诵中国书，行中国行，志中国志，乃称中国之服”， 成了大明中国的继承者。

或许有人会问，清朝也是以程朱理学治国，遵循儒家礼义，为何清朝不能被称为“中国”呢？但朝鲜人并不这样看。因为朝鲜人坚信，清人因起于建州女真，生来就是夷狄，即便入主了中原，依然还是“夷狄”，“华夷之分，若乾坤定而贵贱位”。所以，“虽以元、清之入主中国，混一区宇者，不可与正统。律以邪正则邪而已，律以偏正则偏而已，下正字不得。盖其处于人与禽兽之间，不可拟伦于秦晋隋唐也。虽强如苻坚、盛如德光，不可与之以中国之礼……至若元、清两虏，盗窃神州，据所非据，薙天下之发，左天下之袵，驱尧舜三代之民于腥膻之中，天地之所不容，神人之所共诛也，岂容以进于中国而中国之乎！” 故而清朝不能以“中国”称之。

其次，从历史上看，“箕圣之东封肇焉”，乃是箕子所开创的历史传统；“我明高皇帝光天之宠未衰”，则是指明太祖对朝鲜之恩宠，主要乃是指明太祖之赐国号“朝鲜”。把远古的箕子朝鲜和前朝的明太祖之恩，结合一起，显示朝鲜正统之来源。箕子乃是朝鲜“小中华”的开创者，也是历代朝鲜儒士所反复强调的。“箕封自是小中华，天下均称一体家。”“诗书小中华，功德后朝鲜。” 朝鲜王朝一开国，就把箕子作为朝鲜太祖李成桂比附的对象，赋予其极高地位。因而箕子受到广泛尊崇。朝鲜初期的重臣郑道传，称颂朱元璋赐国号之事道：

盖以武王之命箕子者，命殿下。名既正矣，言既顺矣。箕子陈武王以《洪范》，推衍其义，作八条之教，施之国中，教化盛行，风俗至美。朝鲜之名，闻于天下后世者如此。今既袭朝鲜之美号，则箕子之善政亦在所当讲焉。呜呼！天子之德无愧于周武，殿下之德亦岂有愧于箕子哉！将见《洪范》之学、八条之教，复行于今日也！

朱元璋赐李成桂国号为朝鲜，所谓“其来远矣”，即与箕子有关，朝鲜诸臣马上与箕子联系起来。郑道传是李成桂的开国功臣，朝鲜王朝的一切政制皆其亲手制订，对于朱元璋赐号朝鲜，他立即将李氏朝鲜与箕子朝鲜相提并论，并以箕子朝鲜作为李氏朝鲜效仿的目标，深以为荣。“天子之德，无愧于周武；殿下之德，亦岂有愧于箕子哉！”把明太祖朱元璋比作周武王，将李朝太祖李成桂比作箕子，以为《洪范》之学、八条之教，皆将行于今日。因此，从最开始朝鲜君臣就以箕子朝鲜作为比附的对象，随后为历代国王所遵循。世宗国王即言：“吾东方文物礼乐侔拟中国，迨今二千余祀，惟箕子之教是赖。” 并推崇武王封箕子于朝鲜， 乃 “天厚东方，畀之仁贤以惠斯民”。英祖亦以为“东方能免左衽之俗者，赖箕子之教”。 箕子在朝鲜王朝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称颂。箕子被塑造成小中华的始祖，成为朝鲜宣称其为小中华最有力的证据。

最后，政治层面上，也就是其所处的现实层面，其所言“天下以春秋之柄不与中国，而与东方也章章哉”，意指在申维翰所处的时代，清朝并非中国，“中国为夷狄，天下不复知有皇朝者久矣。” 原来的中国明朝已经不存，只剩下号称“小中华”的朝鲜王朝了。“今天下，中华制度，独存于我国。彼人之尊敬我，以有华制也。” 所以朝鲜建大报坛，独存中华正统支脉，独掌“春秋之柄”。“天命靡常，皇社既屋，帝统坠地，独大报一坛，乃皇春一脉之所寄也。” 孔子曾“有九夷之思”，朝鲜虽号东夷，但孔子有“欲居”之意，“今之天下，其亦有舍中国而彷徨者乎”，意在当今之天下，唯有东国之朝鲜乃中华之所系，即便孔子再世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“小中华”之地。

申维翰所论的三个方面，乃是从这三方面来解释朝鲜与“中国”的关系，言下之意，作为“中国”的明朝已不存，清朝是夷狄，既然朝鲜与“中国”文化上相通，历史上相融，现实中存有“中国”之脉，那朝鲜岂不是当下之“中国”了！尽管言辞间包含了这样的深意，但是朝鲜人很少直接说朝鲜就是中国，而是从文化认同层面上讲，朝鲜乃“小中华”，因为相当长的时间内，朝鲜人认为“中国”是指代明朝的，而“中华”作为一个更为宽泛的文化与思想概念，并非特指某个实体王朝，因而可以借用。明末清初之际，朝鲜儒林纷纷讨论华夷观，大力宣讲朝鲜乃“小中华”，宋时烈的论断最为有力，他与孝宗之“幄对说话”，甚至提出“北伐”之论，所以韩国学者认为宋时烈完善了朝鲜“小中华”思想的论述。这种“小中华”思想的论断，乃是从文化认同层面去考虑的。这样在某种程度上，也印证了葛兆光所提出的，对于“中国”的论述，历史、文化与政治三个层面上，最终将归结为认同。

朝鲜王朝对清朝缺乏文化认同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忧虑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朝鲜君臣坚信清朝的江山不久，明朝迟早会“中兴恢复”，因为“胡无百年之运”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一条历史通则。康熙初年，燕行使郑太和就以为清朝已露衰败之相，因为他看到清人从沈阳去的，溺于富贵，奢侈日甚，而甲申以后出生的，又皆脆弱无力，“异于真靼，此衰弱之渐也。”并认为“真靼”侵虐汉人，罔有纪极，以致“人多愁怨，故清人无久远之计”。并说清人将工匠、妇女、财宝、军器移送沈阳、甯古塔等处，“项背相望”，乃担心事变，以为归途之计。 这种讨论在肃宗（1674-1720在位）、英祖（1724-1776在位）时期尤甚，从时间上来说，恰恰是清朝建立百年前后。肃宗十二年（康熙二十五年，1686），肃宗对诸臣说：“自古凶奴之入处中华者，皆不能久长，而今此清虏，据中国已过五十年，天理实难推知也。大明积德深厚，其子孙必有中兴之庆，且神宗皇帝于我国，有百世不忘之恩，而拘于强弱之势，抱羞忍过，以至于今，痛恨可胜言哉？” 肃宗三十二年（康熙四十五年，1706）正月辛未，右参赞李颐命进《辽蓟关防图》，上箚曰：“臣往来燕路，伏见清人，不修内外城砦，惟于沈阳、宁塔，增埤峙财，疑亦不自期以百年之运，而常有首丘营窟之计也。且伏闻徼外诸酋，种落日盛，清人岁输金缯几亿万计，又安知阿骨打、铁木真之属，不生于今日，而彼终以甯、沈为归，则胜国之两困于女真、蒙古者，事势亦犹是尔，岂可谓无此虑也？” 肃宗三十六年（康熙四十九年，1710）十一月庚申，持平吕光周上疏曰：“康熙享国五十年，理极数盈，而近来奢淫已极，举措颠倒，国内乖乱之状，亦可想矣。虽无外患，康熙死后，兵乱可翘足而待。胡之巢穴，非沈阳，即建州，皆与我国相接，一朝丧国，归屯沈、建之后，则我西北道，恐将先受其弊矣。彼代康熙而入中国者，亦岂置我于度外乎？内困此胡，外受他敌，则弱滕之势，岂能枝梧乎？” 英祖年间，有人认为将来清朝将被蒙古灭亡，希望加强蒙古语通译的培养，“盖今胡运之穷，不十数年可决，而蒙古强盛，异时呑并，必至之理也。迩来译院蒙语，承讹袭谬，转失本真，使他日危机交迫，而专对之臣，文字不通，译舌之辈，言语乖异，则国家之患，必当在此。宜及时变通，虏既向衰，则将为无厌之求，国家所以弥缝应接，徒在于一介行李。而自设置通官以后，使臣便作无用之人。请移谘礼部，使使臣得以至部议事。” 朝鲜借口清朝无百年之运，将来北归之时，会骚扰朝鲜北边之境，故而加强对北边控制。英祖十一年（雍正十三年，1735）五月乙丑，有朝臣向英祖进言：“臣奉使时，略探边情。盖女真巢窟，在于白头山北肃慎故地，距我界隔一衣带而已。东人每忧，彼若有事，将借路于我，归甯古塔。臣意不然，甯塔乃金人之旧窟，建州即清国之开基，故彼以建州称兴京，沈阳称盛京。又闻移甯塔镇于乌喇镇船厂云，其地处于盛京、宁塔之间，相距各七百里。假令清人困而归巢，何必舍乌喇易知之道，而涉他境素昧之地乎？ 豆、鸭沿江，径路绝险，若穿我内地，踰薛罕则尤为迂回。向年穆克登之来定两界，意者将为舆图，而不在他日借路耳。” 对朝鲜人以为清人退归辽东之路径提出不同的意见，而且对当时朝鲜人对穆克登之勘界的看法，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。可见，如何应对清朝崩溃之日所带来的危机，相当长的时期内，成为朝鲜人普遍关注的问题。

因而，在肃宗与英祖近百年间，朝鲜君臣始终有一种危机感，清朝立国已近百年，朝鲜人坚信“胡无百年之运”，觉得清朝迟早会崩塌，返回其辽东故地，会给朝鲜带来不可预料的破坏，因而朝鲜君臣时刻提醒自己，应该警惕，避免将来不可挽回的损失。这像一把达摩斯剑一般，总是悬在朝鲜头顶上，担心其随时都有可能落下来。故而，他们只有将反清旗帜时时高举，不可能认同清朝为“中国”，既有历史之根源，更重要的是现实的忧虑。

二、“周官旧制”与“北学”思想

历史是动态的，清代中朝关系的发展也是变化的。入关以后，随着大清帝国政权的稳定，清朝对朝鲜广施德化政策，削其岁贡，礼遇朝鲜燕行使，严格约束清朝出使朝鲜的使节，屡予朝鲜国王以特恩等等，意在消除朝鲜对清朝的疑忌，从而使之感化。尽管在外交上朝鲜衷心履行藩国义务，双边关系被称为“典型的朝贡关系”， 但文化心态上始终将清朝视为夷狄，恨不得清朝早日灭亡而后快。这种状况持续了百余来年。在清朝日益强化的德化政策下，朝鲜一点点地改变对清朝的看法。 而在这变化过程中，朝鲜又无法不将清朝之德化同明朝的恩情进行对比，因而促发强烈的思明情感。长期以来，朝鲜实际上处于一种相当矛盾的境地。朝鲜对清朝认识的改变过程，实际上就是对清朝的逐步认同过程。“北学派”的出现，显示朝鲜对清朝认同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。

由于清朝对朝鲜使臣的优待，使得朝鲜使臣能较容易地吸收清朝文化。 正是使行，促使北学派的形成，并对传统尊周观加以批评。当时李德懋(1741－1793)、柳得恭(1748－1807)、朴齐家（1750－1805）、李书九(1754－1825)四人号称“四家”诗社，“四家”组成与洪大容(1731－1783)、朴趾源（1737－1805）为师友的燕岩学派，倡导向清朝学习，时称北学派。当时社会各方面尊周思想盛行，而他们主张向清朝学习。且他们皆曾前往清朝，亲眼见到清朝的繁盛，正是这种出使的经历，使他们认识到清朝的真实状况，从而对传统的尊周观念加以批评。

1780年，朴趾源随其从兄朴明源前往清朝，1781年写成著名的《热河日记》，记述他在清朝的观感及其与清朝学者研讨学术的内容。他一生致力于学问，五十岁那年才入仕途，只不过任从六品的官职。他强调“利用厚生”之学，劝前往中国的使节应该学习农蚕、牧业、宫室、舟车之制等等各种技术。朴齐家则于1778年、1795年、1801年三次前往清朝，与清朝学者纪昀、阮元、孙星衍等交往甚密，对清朝有甚深的了解。归国后，他们都著书立说，主张向清朝学习，并同时对朝鲜王朝所奉行的尊周之策提出批评，朴齐家特作《尊周论》，对朝鲜传统的尊周观提出批评。综合他们的思想，他们对清朝认识上的变化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首先，强调清朝所统治的地域乃“中华故地”，依然是中国，不能因清朝统治而否认其地域为中国，从而过分妄自尊大，以为朝鲜得中华之正统。朴齐家论曰：

清既有天下百余年，其子女玉帛之所出，宫室、舟车、耕种之法，崔、卢、王、谢士大夫之氏族自在也，冒其人而夷之，并其法而弃之，则大不可也。苟利于民，虽其法之或出于夷，圣人将取之，而况中国之故哉！今清固胡矣，胡知中国之可利，故至于夺而有之，我国以其夺之胡也，而不知所夺之为中国……今也，以中国之法而曰可学也，则群起而笑之；匹夫欲报其仇，见其仇之佩利刀也，则思所以夺之。今也，以堂堂千乘之国，欲伸大义于天下，而不学中国之一法，不交中国之一士，使吾民劳苦而无功，穷饿而自废，弃百倍之利而莫之行，吾恐中国之夷未可攘，而东国之夷未尽变也。故今之人欲攘夷也，莫如先知夷之为谁；欲尊中国也，莫如尽行其法之为逾尊也；若复为前明复仇雪耻之事，力学中国二十年后，共议之未晚也。

朴趾源论曰：

我东士大夫之为春秋尊攘之论者，磊落相望，百年如一日，可谓盛矣。然而尊周自尊周也，夷狄自夷狄也。中华之城郭、宫室、人民，固自在也；正德利用厚生之具，固自如也；崔、卢、王、谢之氏族，固不废也；周、张、程、朱之学问，故未泯也；三代以降，圣帝明王，汉、唐、宋、明之良法美制，固不变也。彼胡虏者，诚知中国之可利而足以久享，则至于夺而据之，若固有之。为天下者，苟利于民而厚于国，虽其法之或出于夷狄，固将取而则之，而况三代以降，圣帝明王，汉唐宋明固有之故常哉。圣人之作《春秋》，固为尊华而攘夷，然未闻愤夷狄之猾夏，并与中华可尊之实而攘之也。故今之人诚欲攘夷也，莫如尽学中华之遗法，先变我俗之椎鲁，自耕、蚕、陶、冶、以至通、工、惠、商，莫不学焉。人十己百，先利吾民，使吾民制梃，而足以挞彼之坚甲利兵，然后谓中国无可观可也。

清朝所夺乃是“中华故地”，一改原来“腥膻”之论，朝鲜人能有这种观点已是相当重要。因为清朝所统治的地域依然是中国，“中华之城郭宫室人民固自在，”中国氏族亦如故，中国法度亦如故。清朝入主中国，是因为清知中国“可利而足以久享”，故“夺而据之”。清朝所据者为中国，因而不可以夷狄视之。其既为中国，而所谓尊华，尊中国也；攘夷，攘清人也。今清与中国二者既为一体，故不可既尊之又攘之。“未闻愤夷狄之猾夏，并与中国可尊之实而攘之也。”故而在朴趾源看来，传统的尊王攘夷观念完全不可取。在“尊王攘夷”之先，要“尽学中华之遗法”，先改变朝鲜本身，当朝鲜学习中国而变得强大起来，再行尊攘之事不迟。因而朴趾源对朝鲜当作家法的尊周观，进行批评，以为尊周派人士，“足不蹈函夏之地，目未见中州之人”，却在大讲尊周，大肆批评清人，闭目塞听，不学无术。在他看来，“学问舍中国而何？”中国以外，别无学问，而尊周派徒以尊周为事，以为：“今之中国，非古之中国也，其山川则罪之以腥膻，其人民则辱之以犬羊，其言语则诬之以侏黐，并与其中国固有之良法美制而攘斥之。”对朝鲜传统尊周派提出严厉的批评，且说：“况其规模之广大，心法之精微，制作之宏远，文章之焕爀，犹存三代以来，汉、唐、宋、明固有之故常哉。” 认为清朝继承了汉、唐、宋、明以来“固有之故常”，因而极力主张“北学”，向清朝学习。以朴趾源和朴齐家为代表北学派的出现，摒弃了传统的尊周观念，转而提出为了使朝鲜王朝富强起来，应该积极向清朝学习，因为清朝才是朝鲜学习的唯一管道。洪良浩亦认为：“（清朝）地是中华之旧，人是先王之民，流风余俗，尙有可征。至于利用厚生之具，皆有法度。盖是周官旧制，百代相传，虽有金火之屡嬗，华夷之迭入，而民国之大用，亘古不易，终非外国之所可及者。” 原来认为“胡无百年之运”，清朝不是“中国”，而是夷狄，现在承认清朝承继了历代中国之“故常”，保有“周官旧制”，这种观念上的改变，对朝鲜王朝来说是其逐渐认同清朝的一种标志。因而他们大力倡导“北学”，力学清朝“利用厚生”之具。

“北学派”人士，主张学习清朝的“利用厚生”之学，朴趾源以为是“自农蚕、畜牧、城郭、宫室、舟车，以至瓦簟、笔尺之制”。正祖重臣洪良浩（1724-1802）于正祖七年（乾隆四十八年，1783）从清朝归来后，即上书六策：仿车制、甓法、牧驴羊、禁铜器、罢帽子、肄华语。正祖国王将其疏下朝臣讨论，备边司讨论具体的实行办法，终于将“北学派”人士的主张付诸实施。 虽然不能说清朝的德化政策促使了朝鲜王朝北学派的产生，但清朝对朝鲜的优礼，对燕行使的优礼，客观上给朝鲜了解清朝提供了方便之门。燕行使有相当的自由，可自由出入馆舍，也可以随意带子弟前往，并无限制。故而他们在出使之际，可以有很多机会了解清朝，实地考察，收集资料，购买书籍，皆增长其见闻。北学派的代表人物皆曾到过清朝，在这种行程中，他们亲眼观察，亲身体验清朝的一切，同时与清朝儒士交往，从而避免对清朝的盲目贬斥，可以给出较客观的评价。即如朴趾源论清曰：“今清之御宇才四世，而莫不文武寿考，升平百年，四海宁谧，此汉唐所无也。” 可见，与传统的评价绝然不同。朴趾源对尊周派进行了批评，以为当向清朝学习。但是当把明朝与清朝对比时，朴趾源这位实学派大师、北学派倡导者，并不比尊周派更为高明。

其次，一方面承认清朝占据了“中华故地”，保有了中国“故常”；另一方面又强调清朝与明朝的不同。在朴趾源看来，清朝屡屡施特恩于朝鲜，朝鲜虽然心存感恩，但清朝这种恩情与明朝的恩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，因为明朝对于朝鲜有万世不可忘的恩，而清朝给朝鲜的乃“惠”，惠小而恩重，惠易而恩难，故有实质的不同。朴趾源论述明朝与朝鲜的关系曰：

呜呼！皇明吾上国也。上国之于属邦，其赐赉之物，虽微如丝毫，若陨自天，荣动一域，庆流万世。而其奉温谕，虽数行之札，高若云汉，惊若雷霆，感若时雨。何也？上国也。何为上国？曰中华也。吾先王列朝之所受命也。故其所都燕京曰京师，其巡幸之所曰行在。我效土物之仪曰职贡，其语当甯曰天子，其朝廷曰天朝，陪臣之在庭曰朝天，行人之出我疆场曰天使，属邦之妇人孺子语上国，莫不称天而尊之者。四百年犹一日。盖吾明室之恩不可忘也。昔倭人覆我疆域，我神宗皇帝提天下之师东援之，竭帑银以供师旅，复我三都，还我八路，我祖宗无国而有国，我百姓得免雕题卉服之俗，恩在肌髓，万世永赖，皆吾上国之恩也。

由此可见朝鲜对明朝的心态，朝鲜对明朝如此感恩戴德，因为：一则明朝为上国，为中华，朝鲜为属邦；二则，明朝于朝鲜有再造之恩，故而明朝对朝鲜所作所为，一切皆谓之恩，“恩在肌髓，万世永赖。”这是朝鲜对明朝的基本心态，故而在明朝灭亡多年后，朝鲜始终对明朝永志不忘，世代思明，这正是其根源所在。

清朝虽然待朝鲜亦厚，但同明朝相比则有天壤之别，朴趾源认为：

今清，按明之旧，臣一四海，所以加惠我国者，亦累叶矣。金非土产则蠲之，彩马衰小则免之，米、苎、纸、席之币，世减其数。而比年以来，凡可以出敕者，必令顺付，以除迎送之弊。今我使之入热河也，特遣军机近臣道迎之；其在庭也，命班于大臣之列；其听戏得比廷臣而宴赉之。又诏永蠲正贡外别使方物，此实旷世盛典，而固所未得于皇明之世也。然而我以患而不以恩，以忧而不以荣者，何也？非上国也。我今称皇帝所在之处曰行在，而录其事。然而不谓之上国者，何也？非中华也。我力屈而服彼，则大国也。大国能以力而屈之，非吾所初受命之天子也。今其赐赉之宠，蠲免之谕，在大国不过为恤小柔远之政，则虽代蠲一贡，岁免一币，是惠也，非吾所谓恩也。

上面这段话道出了朝鲜看待清朝之基本心态。虽然清朝蠲免岁贡，优礼燕行使，但朝鲜一概称之为“惠”，而非“恩”，故朝鲜人认为并不值得感激，因为与明朝的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究其根源，乃清朝不是上国，亦非中华。可见，即便在当时主张向清朝学习的北学派代表人物朴趾源等，都并不认同清朝是中华的正统。只是认为清朝是大国，但并非上国，清朝所给的优礼，不过是小惠而非特恩。

第三，在华夷观上，北学派人士并无实质上的改变，依然认为清朝还是夷狄，且未摆脱“胡无百年运”之看法。故而，对于清朝所赐之恩，朝鲜“以忧而不以荣”。朴趾源论道：

戎狄之性如溪壑，不可厌也。皮币之不足而犬马焉，犬马之不足而珠玉焉。今乃不然，慈谅而款至，体恕而委曲，不施烦苛，无所违拒，虽吾事大之诚，足以感彼而驯其性，然彼其意，亦未尝一日而忘吾也。何则？彼寄居中国百有余年，未尝不视中土为逆旅也，未尝不视吾东为邻比也。及今四海升平之日，所以阴狃我人者多矣。遇之厚，欲其市德也；结之固，欲其弛备也。他日归巢压境，而坐责之以旧君臣之礼。饥瘵焉，求其周；军旅焉，望其助。安知今日区区纸席之蠲，不为异时犬马珠玉之需乎？故曰：可以忧而不荣者，此也！

开明如朴趾源这样的实学派人物，尚且如此看待清朝德化与施恩政策，不过是为了他日“犬马珠玉之需”，在朝鲜人的心目中，清朝迟早会被中国人推翻，而清朝之结好朝鲜，乃是为他日退归东北时作准备，故朝鲜对清朝“德化”“施恩”始终心存戒备，以“忧”而不以“荣”也。“北学派”人士依然怀疑清朝之动机，因为他们还未去除“胡无百年运”的看法，总觉得清朝别有用意。“胡无百年之运”的谬论，如同挥之不去的魔咒，“北学派”人士依然难以摆脱。

“北学派”的出现，虽然显示着朝鲜对清观有所改变，对清朝现实层面的看法有所变化，但在认同层面上并无实质性的改变。因为“北学派”人士关注的是“利用厚生”之学，也就是物质与技术层面的问题，他们希望学习清朝先进技术与实用知识，改变朝鲜社会经济落后的状况。这是他们的初衷，也是他们在努力谋求的方面。在文化认同层面上，比起他们所批评的尊周派来说，有一定的进步。他们承认清朝继承了“周官旧制”，保有了中华故地、中国先民之子孙，乃号称为“小中华”的朝鲜所无法比拟的。但是并没有整体变化的迹象，没有实质性的改变，依然严格区分清与明的不同，依然坚信清是夷狄，依然坚信“胡无百年之运”的说法，而且认为清朝优礼朝鲜的德化政策，乃是为他日退归辽东之打算。可见，观念之改变、认同之变化，非常困难。

三、“大清”与“中国”：近代朝鲜的对清观

“北学派”思想产生之后，朝鲜王朝逐步改变对清朝的看法，一点点消除疑虑，而对清朝的称谓，渐渐有了实质性的改变。正祖晚年，《朝鲜王朝实录》中，开始以“中国”称清朝，不再用“清国”。如正祖二十年（嘉庆元年，1796）三月癸亥，正祖在论及朝鲜活字印书之法时称：“壬子，命仿中国四库书聚珍板式，取字典字本，木用黄杨，刻成大小三十二万余字，名曰生生字。” 用“中国四库书”，而不是“清国四库书”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朝鲜文人学者亦用“中国”指代清朝，朝鲜实学家丁若镛（1762-1836）在论及西洋书籍时称：“中国文人，如钱谦益、谭元春、顾炎武、张廷玉之徒，早已烛其虚伪，劈其头脑。” 宪宗六年（道光二十年，1840）三月乙卯，朝鲜使臣回自燕京，书状官李正履进闻见别单，其中有论及英国人之事，其言：“英吉利国与西洋同习天主邪敎，而往来广东海上，习中国文字，效中国衣服，其火器尤为巧毒，故海外红毛吕宋诸岛，皆已服习其敎，亦有海边奸民，为之乡导，初欲交通贸易于海上，而中国坚不许之，以此大致愠怒，岁岁来扰边境，今年皇旨特送亲近重臣，分往按边，而今又自福建，移入台湾云。” 这里乃是汇报鸦片战争时情形，不仅处处以“中国”称清朝，而且称“皇旨”，可见，对于清朝，在文书用词方面，已与明朝无异。

从《朝鲜纯祖实录》以后，由“清国”改用“大清国”，表示有实质性的改变。且清国已变为“中国”，也就是用“中国”称清朝了。虽然还能见到用“清国”一词，但是已经有了内涵上的改变。高宗元年（同治三年，1864）八月，备边司用“顷见中国礼部咨文出来者”， 对于清朝官署也完全指称“中国”。高宗十一年（咸丰十年，1860），国王下教曰：“节使之回，闻中国慈禧皇太后四旬称庆在今年云。宜有专价称贺之举，而谘通虽未出来，既多可援之例，使铨曹差出进贺使。” 称“中国慈禧皇太后”，而不是“清慈禧皇太后”。此后在《朝鲜王朝实录》中，再无“清国”之称了。原来朝鲜不用清朝年号，在纯祖以后，即便在与外国签订条约时，皆采用清朝年号了。如：《朝英修好条约》，签订时间为“大朝鲜国开国四百九十二年， 即中国光緖九年十月二十七日”。 这种变化，不仅表明政治上，朝鲜完全接受清朝了；在文化认同方面，也大大推进了一步，在朝鲜王朝主流思想中，已经接受清朝为“中国”了，当然他们并未放弃对明朝的怀念，只是将这种思明情感加以淡化了。这种改变，有深刻的现实原因。

首先，朝鲜已经放弃了“胡无百年运”之看法，对清朝国力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。前面提到，朝鲜在明亡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一直认为“胡无百年之运”，总有一天会被汉族推翻的，故而朝鲜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清朝江山不久，迟早会跨台。即便是开明如朴趾源这样的“北学派”代表，也未放弃这种看法。但进入正祖末年以后，由于逐渐认同了清朝的正统，在清朝风雨飘摇之际，反而觉得清朝江山无限，国运昌隆。

入关以后，清朝国力日益发展，康熙帝平定“三藩之乱”，尤其是收复台湾以后，达至鼎盛时期，一直延续到乾隆末年。其昌隆持续百余年，乾隆以后则日益衰败，而鸦片战争以后，面对着西方的坚船利炮，清朝始终处于被动挨打、风雨飘摇的境地。其国力如此，应是史学界的一种共识。但在朝鲜王朝看来，则与此似乎完全不同，反而是觉得清朝初年随时都有可能亡国，而后期则觉得清朝日益稳固。前面提及，康、干时期，朝鲜始终坚信“胡无百年之运”，乾隆九年（1744），沈阳问安使赵显命描述清朝是“外似升平，内实蛊坏”，以为不出数十年，天下必有大乱。 当时清朝正是国力强盛，百姓富庶，而朝鲜问安使竟以为天下将大乱。而以后清朝屡屡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，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时，《李朝实录》鲜有类似的描述，之所以如此，概因其心态已有变化而已。

同时，朝鲜对清朝汉人思明心态的认识亦有变化。孝宗倡导北伐时，朝鲜以为只要义师一出，打着恢复明朝的旗号杀入辽东，辽东以致中国百姓，莫不会闻风而动，一呼百应的。“三藩之乱”平息以后，朝鲜对清朝国内汉人的心态则有较清楚的了解，他们看到原来大明子孙后代许多都为达官贵人，即如杨涟之孙、孙承宗之孙皆为达官，朝鲜终于体味到“天下之亡明久矣，设令有真英雄出而混一之，若太祖皇帝之一举而驱出沙漠，亦未易期也”。 朝鲜终于认识到大清天下已经一统，要打出恢复明朝的旗号推翻清朝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进入纯祖（1800-1834年在位）以后，朝鲜已经完全放弃了“胡无百年之运”的看法，儒士们也不再讨论这个问题，他们在现实中，也已经感觉不到了这个威胁。

其次，近代以后，对于朝鲜来说，主要威胁来自于西方列强与日本，原来疏离的清朝，反而成为朝鲜王朝对抗西方列强与日本唯一的依靠。1859年《天津条约》和1860年《北京条约》后，欧美各国以朝鲜属于清朝藩邦，要求把它们在中国攫取的特权扩大到朝鲜半岛，遭到清政府的拒绝，于是，英、法、美从海上，俄国从陆上纷纷向朝鲜施压。1866年法国侵略朝鲜的“丙寅洋扰”，1871年美国舰队侵朝的“辛未洋扰”，清与朝鲜传统的朝贡关系受到了严重的挑战，但也进一步促使朝鲜与清朝关系的紧密。1876年2月，日本迫使朝鲜签订《朝日修好条规》，又称《江华条约》，日本从此直接介入朝鲜半岛事务。为了应对日本的侵略，清朝为了朝鲜的利益，全力支持朝鲜。1882年壬午兵变之后，清朝应朝鲜要求，派兵进驻朝鲜，与日本在朝鲜半岛上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斗争。后来到1894年，终于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，清朝战败，从此放弃对朝鲜的宗藩保护权。朝鲜在日本一步步的威逼之下，逐渐丧失主权，1904年日本打败俄国后，终于在1910年被日本吞并。

在这个过程之中，朝鲜始终仰仗清朝，对抗外寇。在当时的魏源看来，因为清朝优礼朝鲜，从而使之：“一意亲附中朝，凭籍声灵，折冲外侮，自明至今，卒收其效，危蒙匡救之助，安被怙帱之福，所谓甲胄乎忠信，干橹乎礼义者，则庶几焉。” 魏源所在的时代正是西方列强侵略朝鲜的时代，面对西方的入侵，朝鲜依附清朝就如同以前依附明朝一般，朝鲜又把清朝看成是中华的化身，作为其抵挡西方的护身符。这是近代朝鲜所处的时代不同，直接影响了朝鲜对清朝的认同，也正因此，朝鲜几乎完全接纳清朝，认同清朝，故又称清朝为“中国”了。

最后，尽管政治上，朝鲜完全接纳了清朝，因而用“中国”称清朝；文化认同方面，也几乎接受了清朝为中华，但是从儒家思想上，论及华夷观之时，朝鲜还是以明朝为中华，清朝依然摆脱不了夷狄的身份，因而不承认清朝的正统地位。即如以李恒老（1792-1868）为首，与其弟子金平默（1819－1891）和柳重教(1832-1893)等组成的“华西学派”，主张“卫正斥邪”的理念，宣扬尊华攘夷的思想，就明确不承认清朝为中华正统。

柳重教特撰《正统论》一文，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分为三类：一类真正享有大一统的王朝，如夏商周三代及“能一统天下，继世传国”者；二类为“统之而不能一”也，乃如偏安之蜀汉、六朝五代分治之君；三类为“一而不得其正”，乃夷狄之君与篡逆之主。他根据朱熹的《资治通鉴纲目》，评判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，最终目的则是论证清朝不具正统性。最后言：“至于所值清虏之世，则其处之益严。国人士大夫守其义者，举有不欲西向而坐之心，至今重三百年犹以皇明旧君为君，以俟天下义主之兴。” 认为清朝虽已统治两三百年，仍然不得正统。论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，意在说明清朝不具备正统地位，这才是其讨论正统论的最终目的。

1910年，大韩帝国被日本吞并；1912年，清朝被推翻，中华民国成立，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。但是朝鲜对清朝的认同问题，并没有随着两朝的消亡而消亡，反而在新的时代又被流亡海外的韩国儒士们重新提及，并且被赋予了新的内容。

旅居南通的金泽荣（1850-1927），出身朝鲜官宦之家。1882年，在汉城结识清人张謇（1853—1926）。1905年，流亡上海后，投奔张謇，得以定居下来，后迁居南通，但一直未入籍。中华民国成立后，他入籍南通，友人来函表示祝贺，金泽荣在回函中说：“若仆当乙巳之岁（1905年），见本国之为强有力者所噬，恐一朝俘虏之辱及于身，弃官至通居数年。而噬者果竟下之腹，则仆之一身，尤伥伥何所依！然而不忍为清民者，清与元班故也。曾未几日，武汉兵兴，中国复还旧观，故仆于是得为中华民国之民，以还其本分。而如足下所引劝之事，即仆之追蹑致远故迹，而为莫大之荣者也。千载一辙，宁不奇哉！” 在金泽荣看来，清朝依然是夷狄，中华民国方为中华复兴之国，故而他很乐意入籍。

朝鲜后期的儒学家、义兵将领柳麟锡（1842—1915）乃柳重教的侄子，像其叔父一样，倡导“卫正斥邪”与“尊华攘夷”的思想。同时，他积极投身于反日斗争之中，1895年12月领导义兵运动，抗击日本侵略，攻占忠清道重镇忠州等多座城池，一度影响很大，后来失败而流亡中国东北。高宗称帝时，他回国，但反对高宗称帝，认为应该恢复明朝。后再度进入中国，1907年再度返回朝鲜带领义兵抗击日军，很快失败，遂流亡俄国符拉迪沃斯托克，继续领导在俄国的义兵运动，但也很快失败。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，柳麟锡给中华民国新政府写了一封信。首先，肯定了中华民国的成立，乃是中华之复兴，曰：“清夷据中国，三百年陆沉，变之极也。今举事不几月而攘却之，中华国三字，忽出于世界，是其理势，夷终不容于华。诸阁下之丰功，如是其神速。而将见中华复明于天地之间，喜之为大也。”依然将清朝视为夷狄，这与孙中山之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”之口号相通的。接着对中华民国行西洋政体，施政党政治，提出批评，认为乃“今有中华之名而去中华之实”，深感不安，之所以如此，因为“敝邦为大中华之小中华，视中国如支族之于宗家……盖中国立不立之间，实我隆残有系”， 他将韩国是否能光复，与中华民国是否能建立纯粹之“中华”政府，直接相关，故而他要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自己的请求。这种说法与认识，或许真是不合时宜，但从中我们可见，作为大韩帝国的流亡人士，依然视清朝为夷狄，并批评中华民国，理应真正恢复中华帝国体制，而不是西洋民主政府，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其本国未来的命运。这当然只是一部分韩国流亡士人的看法，从中我们可以体味，即便是对被推翻的清朝，他们依然缺乏根本上的认同。

可见，即便进入近现代，政治上朝鲜承认清朝为“中国”，也像称明朝“大明”一样称清朝为“大清”，但是文化理念上，依然不承认清朝承继了中华正统，不接受清朝为中华。

四、结论

综上所述，通过检视朝鲜王朝对清观的演变，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：

第一，在涉及到朝鲜对清观演变因素的探讨时，历史、文化与政治三个层面都很重要，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现实政治层面的因素，认同作为一种综合因素，体现在三者之中。历史与文化因素，乃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。清初之时，朝鲜不接受清朝正统，文化上强烈的反清意识，乃因为直接关系到王朝政权的稳定与否。明朝是朝鲜王朝受命之国，乃其正统的来源所在，尽管在1644年以后，明朝已经灭亡，但为了确保其正统不倒，只有将尊周思明的大旗，高高举起，将朝鲜塑造成为明朝中华正统的继承者，成为朝鲜后期政治文化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。这直接影响了朝鲜对清观的演变。

第二，影响朝鲜对清观演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儒家华夷观的影响、现实正统的需要、现实政治的压力，都是重要因素，而“胡无百年之运”的现实危机感，则是他们始终直接感受到的压力。正因为有这种压力感，他们对于清朝的德化优礼，始终心存疑虑，即便经过百余年后，依然不加信任。极力主张现清朝学习的“北学派”人士，也无法消除这种忧虑，故而直接影响了他们对清朝的认同。进入近代以后，这种忧虑才消失，所以，他们可以接受清朝为中国的说法。

第三，朝鲜王朝儒林们的思想中，“中国”与“中华”是可以分开的。他们更多的是从现实政治层面去考虑“中国”一词的用法。在清初与中叶时期，由于朝鲜始终有现实的危机感，始终不称清朝为“中国”，他们认为只有明朝是中国，而且也只有明朝既是中国，又是中华，从现实政治到文化认同上面，二者合一的。而朝鲜对清朝的认识，外交上被迫臣服，履行藩国义务，但是既不称清朝为中国，更不认同清朝为中华。“北学派”出现后，只是对于清朝现实层面有了比较切实的看法，主张向清朝学习“利用厚生”之学，在文化认同方面，并没有彻底的改变。近代以后，因为有来自欧美列强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威胁，朝鲜仰仗清朝，对抗外族入侵，这时才称清朝为“中国”，表明现实政治上，两国间的紧密合作。但时文化心态上，并无实质性的改变，而不称清朝为中华。

【注】文章原载于《廊坊师范学院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17年第3期。